放生文疏，印光大师：《放生杀生现报录·戒杀放生各文合编》序（文白对

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名《金刚经》、《金刚般若经》。印度大乘佛教经典。最早为姚秦鸠摩罗什所译。一卷。其后翻译此经的是：、元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隋芨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玄奘译《大般若经》第九会，又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唐义净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一卷。连同鸠摩罗什译本，共计为六个译本。

8、上述六个译本中，隋芨多本译于隋炀帝末年。当时还是一个初稿，没有来得及修订。唐智升编纂《开元释教录》时见到这部稿子，他称：“初芨多翻《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未及练覆，值伪郑沦废，不暇重修。今部卷在京。”(《开元录》卷由于这只是一部未定稿，所以智升没有把它收编人藏。在《开元录·人藏录》中，只收了其余五种译本。但《崇宁藏》、《毗卢藏》等藏经的编藏者还是把芨多本收人大藏经，后代沿袭之，所以现在的大藏经一般都收六种译本。另外，《资福藏》在收人《金刚经》时，错把陈真谛本当作是菩提流支本，而把真正的菩提流支本漏掉了。虽然后来《普宁藏》的编纂者纠正了这一错误，并专门写了一条题记，说明情况，但后代有些编纂大藏经的人仍未注意到这个问题。如《碛砂藏》与《大正藏》都把《资福藏》中的假菩提流支本，当作是一种别本而与真正的菩提流支本兼收并蓄。这样，就出现了七种《金刚经》译本的情况。《中华藏》也沿袭了这一错误，应予纠正。还有，玄奘译本虽然是贞观二十二年译出的，但其后玄奘将它作为第九会编人《大般若经》，故智升说：“准诸经例，合人大部者即同别生。此录之中，不合重载。为与沙门义净译者名同，恐有差错，故复出之。”(《开元录》卷也就是说，按照大藏经的体例，本来是不应该重出的，但为了避免与义净所译的同名经混淆，所以收入大藏经。现《大正藏》即未将玄奘本重出。不过由于玄奘翻译《金刚经》在前，翻译《大般若经》在后，所以他所译的《金刚经》的确曾经单本别行。历史上《金刚经》虽有以上六个译本，但最为流行的，还是鸠摩罗什的译本。

9、由于《金刚经》在古代相当流行，所以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数量也非常多。现在世界上的敦煌文献还没有完全公布，所以我们无法统计出所藏《金刚经》的确切数字。根据已经公布的资料，以及我在英国、北图考察未公布部分所得，现知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总数在二千号以上。其中北图藏有柰96号、新745号等约一千多号，英法俄日等国亦藏有千号以上。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也以鸠摩罗什译本占绝大部分。另有少量的菩提流支、陈真谛、唐玄奘译本。

10、与传世本相同，敦煌文献中的鸠摩罗什译本在形态上既有分为三十二分者，也有不作如此判分者。在文字上则与传世本略有异同。如在《非说所说分》中，传世本比敦煌本多六十二字：“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於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了’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即名众生。”经查勘，房山石经罗什本也无此段文字，而其余诸异译本中，均有与这段话意义类似的文字，菩提流支本的文字与上述六十二字完全相同。，由此可知罗什本原无此段文字，唐代写本(房山石经亦为唐代所刻)也无这段文字。唐以后有人据菩提流支本补入。敦煌本保持了译本的原貌。类似的文字差别还有一些，不一一例举。有些卷子在卷首或卷末附有《金刚经陀罗尼咒》、《启请八金刚、四菩萨文》、《大心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大身真言》等。北咸58号题记谓：“诵此咒一遍，胜读本经功德一万九千遍。”说明在密教流传的影响下，对《金刚经》信仰形态的变化。上述种种，反映了本经在不同时期的流变。

二、放生放什么鱼有助财运呢

1、除了敦煌之外，本世纪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批佛教典籍，其中也包括《金刚经》。据统计，这些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罗什译本中保存有题记的约有六十多号，题记的年代跨度从六世纪到十世纪，分布比较均匀，反映出在这段时间中本经一直是当地人们的崇拜对象。这些题记为研究《金刚经》的流传与其实际社会作用提供珍贵资料。由于题记较多，在此不可能一一罗列，只是略举数例。如现知有确切纪年的最早写本是日本书道博物馆所藏吐鲁番出土的梁大同元年写本。题记称为了做功德，造《金刚经》一百卷。斯2605号之题记谓；“大隋大业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清信优婆夷刘圆净敬写此经，以兹微善，愿为一切众生转读，闻者敬信，皆悟苦空；见者受持，俱胜常乐。又愿刘身早离边荒，速还京辇。罪障消除，福庆臻集。”说明该刘氏原是京师人，出于某种原因从京师来到敦煌，很可能是因罪流徙，所以敬写《金刚经》，愿罪障消除，速还京辇。这或者说明当时敦煌被作为罪人之流徙之地?对研究当时两地关系有一定的价值。斯87号为武周时期写本，上多武周新字，谓“圣历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大斗拔谷副使上柱国南阳县开国公阴仁协写经。为金轮圣神皇帝及七世父母，合家大小。得六品，发愿月别许写一卷；得五品，月别写经两卷。久为征行，未办纸墨，不从本愿。今办写得，普为一切转读。”反映了若干官僚热衷利禄的心态。斯5544号题记谓：“奉为老耕牛，神生净土，弥勒下生，同在初会，俱闻圣法。”则反映了农民对耕牛的深厚感情。伯2876号、斯545l号、斯5669号、敦煌县博物馆58号，均有“八十三岁老翁刺血和墨，手写此经”的题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经信仰之虔诚。题记中还出现“灵安寺”(斯1746号)、毗奈邪寺(北羽64号)等敦煌寺庙的名称，为研究敦煌佛教提出新的课题。天津博物馆藏27号是天宝十二载优婆夷社所造，为研究敦煌女社活动提供了新的资料。

2、敦煌文献中有一批宫廷写本，这已为人们所熟知。这批宫廷写本主要为两种经典，即《金刚经》与《法华经》。这批宫廷写本尾末均有抄写题记，详细记载抄写人、装潢手、初校、再校、三校、详阅者(一般为四人)以及监护者。对研究当时的宫廷写经制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笔者在《八至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已经有过研究，故不再赘述。这些写本用纸精良，抄写工整典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与欣赏价值，本身就是罕见的珍贵文物。在敦煌文献被发现之前，人们所知道的唐代的宫廷写经，只有国诠书《善见律》。历代被视为至宝。现知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代宫廷写经，有四十余号，其中《金刚经》共有十一号。它们是：

3、李氏旧藏金刚经咸亨三年五月

4、斯36号金刚经咸亨三年五月十九日

5、大谷探险队金刚经咸亨四年二月十一日

6、慕尼黑金刚经咸亨四年三月十一日

7、端方旧藏金刚经咸亨四年

8、北新622号金刚经咸亨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9、北新653号金刚经咸亨五年四月五日

10、日本书道博物馆金刚经。上元二年三月二十二日